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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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五四危机新探

近10多年来,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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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五四儒学;新文化运动;累积合法性危机

从学理上讲,当年批孔当然是有些偏激、有些过头。饱读经史的鲁迅,激愤之下甚至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学优点”,但是这种简单的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儒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一、问题

但是,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学理的尺度是次要的,主要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应当是政治尺度。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那时的儒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理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鲁迅笔下的的祥林嫂、闰土、阿Q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儒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正能量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儒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三卷四号)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儒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矫枉有时必须过正。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用一些枝节、皮毛的东西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

在对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

孟子曰:“彼一时,此一时也。”在今日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使命,使得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比较地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再创新的方面。总之,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具体到实践中,批判与继承并非刻板的半对半的关系,这一时期可能是批判上升为主要方面,那一时期可能是继承上升为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另一种解释超越于转型时代,将五四儒学的这一际遇放到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一解释范式是由金观涛提出的。他在解释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一体化解体后新的一体化意识形态更替这一现象时,提出了“超稳定结构”:以儒学的哲学观、价值观为基础的上层大一统官僚机构以及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中层和下层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就是这一结构在遇到外来文化时发生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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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的两种解释来说,第一个解释无法说明新文化运动只将儒家文化作为反对的对象,而同样构成中国文化的道家、法家、墨家却没有受到明确的批判;而且也无法解释将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继而化约为纲常礼教等由面到线到点的方式来加以批判这一现象。第二个解释说明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更替是一体化的,对解释五四儒家文化遭到批判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定的道理,它找到了儒学被整体上批判的一个来源,即和政治及其社会的同构。但是,这一范式在说明这一问题时认为实体上的儒家文化的被继替与事实不符。在新文化反儒的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文化的纲常名教,即儒学的意识形态部分,而儒学的相当传统不仅没有受到批判,而且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还认为儒学的一些东西有价值。二是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法家、道家等文化也没有被批判。这些事实说明,儒学只是作为一个靶子:“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儒学作为一个靶子遭到批判这一事实体现了五四新文化健将批判儒学的主观方面,而这一主观方面的产生又与中国的大历史背景极其相关。这是上述两个范式不能解释的地方。本文尝试用一种新解释范式——累积合法性危机,这一范式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来解释五四时期的儒学危机。

二、累积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哈贝马斯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术语,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笔者综合了诸多合法性的定义将其界定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个系统认为是最好的信恋。而合法性危机就可表述为失去其成员的孝忠继而被认为是一种不合序统的特性。显然,合法性不仅指对政治体系的“最好的信念”,它还包括对经济的有效性和文化系统正当性的认同。具体而言是指这样一种特性:以某种系统合法性为核心,其他的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解释;一方的合法性和另一方的合法性相互加以解释和论证,一方的危机也可以带来另一方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一种相互转化的合法性即为累积合法性,由这种合法性引起的危机就是累积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在解释资本主义危机时已隐约表露了这一思想:“由于经济系统在国家面前丧失了功能自主性,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也就失去了自发性……由于政府采取了行动积极避免了危机。因此,经济危机就转移到政治系统当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借用了传统文化资源。但是,“国家不能简单地接管文化系统,国家计划领域的膨胀实际上使得文化的自主性成了问题……用这种弥补无法满足新出现的期望,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这说明,如果经济和政治的合法性没有分离,经济的长期有效性失落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使大众将经济的有效性危机转嫁到政治体系上来,这样,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受到了质疑。继而,为经济、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文化系统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

这一定义不是追求新颖,它与合法性危机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当性还没有分离时,人们没有察觉到合法性的累积性,但在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国家它们已经分离,即:政治系统通过政治参与的途径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经济系统通过市场经济解决自身的有效性问题;文化思想系统通过自我调整解决了自身的合理性论证。这种情况下,现代合法性就变成“发散性”的了。因此,为区别两种合法性的不同特征及其后果,本文采用了这一新的定义。

儒学在五四的际遇正是上述逻辑的结果。通过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的背景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儒学五四际遇是累积合法性危机引起的,即经济的有效性丧失引起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因而使建立于其上的文化认同成了问题。这即是累积合法性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表现为整个系统的大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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